已经没有哪个立法或司法工作者会把法律还当成是阶级斗争的工具。

程序本身就有实体性的意义，某些程序的瑕疵或程序的违反可能导致行为本身的不成立或者无效。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在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法制建设方针的同时就指出，从现在起，应当把立法工作摆到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的重要议程上来。

（三）中国的公法私法化 所谓公法私法化，即传统上属于公法领域的法律，由于市场化和民主化的潮流，逐渐受到私法的影响，采用私法的运作方式，呈现私法的影子。又会面临新的挑战，即使在别的国度运行再好的规则，由于条件不同，可能产生南橘北枳的效果。第54条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在法律与社会之间，法律规范与非法律规范之间，官方与民间之间，通过问题建立起良性互动的纽带，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书本上的法律是怎样规定和划分的，而在于怎样解决实际问题。中国虽然历朝历代统治者为准确、有效地执行司法职能，都试图制订诉讼法规，建立和健全诉讼制度，但程序法从来没有从实体法中独立出来，大部分程序法规散见于刑法典，也少有一部分程序法内容见于行政法中。

[31]参见朱景文主编：《全球化条件下的法治国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8章。[22]所谓刑事一体化包括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刑事证据法、刑事执行法、犯罪预防法和轻微处罚法。第三级是中纪委、中央各部门法规，第四级是省级党委法规。

第一条规则就是同位法规冲突怎么处理？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然后新法用于旧法，这是法理学的基本共识。第五，立法与备案审查并重的复合审查原则。这两部条例分别从立法和审查的角度对党内规范体系予以法治化编码，在原理与制度设计上对2000年的《立法法》多有取法。江泽民同志在2001年提出，各级党组织和每个党员都要严格按照党章和党内法规行事，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按照这八个方面基本原则来衡量、规范，党内立法基本上能够保障与宪法、法律相一致，从而确保党组织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那么党如何领导国家也存在法制化、依法领导、依法建设的问题，所以依法治党原则是依法治国原则的一个延伸性的原则。

有关理论文献可参考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修订2版。党内立法权分配基本上是按两个层次进行的，分为党的中央组织的立法权和中纪委、中央各部门及省级党委的立法权。从现代政治历史来看，根据政党在组织国家方面的具体角色和作用强度，大体可以分为两类。党内法规和党内制度共同组成党内法规制度的体系。

第五，制定程序、文件名称与形式随意性强，规范效力及其等级秩序体系不够稳定，执行效果取决于具体领导人的政治意志。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历史与概念尽管依法治党原则在党的治理史上并不突出，但党内立法却是从建党之日即长期开展的组织活动，而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某些框架与传统亦由这一过程所奠立。这个体系建立之后，将能够保证在中国实现基本的法治目标，即所有的国家公权力都纳入了法规范的轨道，所有规范公权力的法规范都纳入了审查制度的轨道，这就使得宪法、法律以及党章所载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的基本要求能够在具体的法规范当中得到落实。在这里面要区别规范的等级与效力的差异。

这其实不利于党内立法朝着科学化、民主化方向的推进。义务本位只是说要从义务作为一个逻辑出发点，来建构适用到义主体务身上的法规体系。

它分为三个内部效力层次。第五，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建设成绩斐然，但相对于国法体系有所滞后，成为我国法治体系完善的实践重点之一。

30第三，党员义务本位兼顾权利原则。这将有利于建立全覆盖的、完备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省级党委法规也不能叫党章、准则、条例，只能叫规则、规定、办法、细则，也是同位法规。关于中国的政党制度，其结构特征与功能组合显然就区别于西方主流模式，一个官方的解释框架，参见《中国的政党制度》，国务院新闻办，2007。这个也是对前面起草阶段的要求，相关机关要看你是不是按照新条例的要求经过了征求意见的合格程序。本文的工作即为此一目标提供某种理论上的预判和建议。

只是追求这数量的话，我们认为会偏离法治建设的轨道。党内法规制度体系，是指由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制定或认可的、以党的纪律约束力保障实施的、与宪法和法律相一致的内在统一协调的各类规范的总体。

意见是征求了，怎么处理这些意见呢？如何使得这些意见在党内法规的立法当中发挥直接的影响或者效用，其实也是征求意见程序是否能够长久吸引公众、专家和部门参与，并且建立一种民主立法的习惯的重要方面。因为法最终是要使用的，法是否进入党员或者人民的内心，是否能够进一步增强执政的合法性和权威性，就在于法是否方便实用，法是否合格兑现了所承诺的目标与规范。

我们在党内法规制度体系里面也要借鉴此类制度，要为党员或者公民个人，或者联名进行立法提案，或者说进行事后的针对法规的提请审查，开一个制度的口子。有了进展的空间、程序的完善、制度的完善以及优先性议题的先行先试，依法治党原则以及党内立法法才能把这种制度的权威、制度的效力充分展现于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才能兑现法治中国的庄重承诺。

规范冲突指的是法律体系之内，有不同主体所制定的规范，在适用于同一对象身上时，可能存在一定的冲突性的要求。党员干部能不能通过党内法规，首先公开自己的财产，首先承担这种义务，因为党内是义务本位的。党内立法自建党之初即已开始，但依法治党主要是伴随依法治国而产生，是整个国家法治转型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要求。但是党员是人民当中所特定化出来的，经过政治考察跟选拔以后所确认的，我们可以称之为积极公民。

27 义务本位具有很强的西方古典渊源，根植于一种共同体本位的政治法律精神之中，柏拉图在其名著《理想国》中曾以此逻辑论证了护卫者的城邦本位幸福观，参见柏拉图：《理想国》，郭斌和、张竹明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32—134页。这只能选择四种形式，就是说它不能叫党章，也不能叫准则，也不能叫条例，只能叫规则、规定、办法和细则，这四种规范形式是同位法规。

民主集中制原则是我们党，也是我们国家的组织活动的基本原则，实际上是公共生活的辩证法原则，就是在充分发挥民主的基础上实现集中，是一种辩证式的执政。而对于同一机关的内部所进行的草案的审核，合理性的整体要求可以相对低一些。

新条例确实是党内立法法的基本法，但还存在两个有待补充的制度间隙。公众参与不限于党员，群众也有权参与。

经过这个程序，一个法规就呱呱坠地了。从依法治党的原则要求来看，依法治党是依法治国制度脉络中的一部分。就是说中央就不管你这一层了，但是你要按照中央立法法以及备案的规定要求，建立相应的配套制度。第五就是是否与有关部门和单位之间进行协商。

同时共产党还要在自己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内活动。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顺利建立国家之后，需要转入法治国家的建设阶段。

如何在中国语境下理解依法治国的完整内涵？我们从两方面来看。所以在新条例的第十七条规定，起草机构要与条例相关的部门进行充分协商，尽量取得一致的意见。

因此，根据新条例的规定，征求意见情况和协商情况，是草案送审稿的必要组成部分。但义务本位并不意味着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对任何法体系而言，它都追求义务和权利相一致，只是在实践上的重心选择有所差异。